近日,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孙志刚赴国外考察时发现,发达国家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在10%左右,而我国平均则占到40%,孙志刚当即表示,我国压缩药品费用的空间还很大。孙志刚的感慨随即被一些媒体解读为“我国药占比目标是10%”。尽管这条消息过后被健康界等媒体辟谣,但很多公立医院管理者看到10%这个数字,仍然被惊出一身冷汗,连呼“臣妾做不到啊”。
长久以来,降低药占比一直被认为是缓解“看病贵”的重要手段,很多地方主管部门甚至将降低药占比当做政绩进行宣传。然而,健康界在调查中发现,被当做硬性指标的药占比在一线医生执行过程当中却时常出现“变味儿”的情况。一些“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非但没有让百姓的就医负担减轻,看病费用攀升的现象反倒时有发生。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降低药占比,能否真正成为规范医院医疗行为的利器,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警惕。
药占比不够 检查凑!
给一名低烧伴有轻度咳嗽的患者开出一个肺部X光检查单之后,医生王伟(化名)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深知,这名普通的病毒性感冒患者,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即使不做任何检查,也不吃什么药,两周之内基本上也能痊愈。但在医院严控药占比并给科室下达了硬指标的情况下,王伟不得不给患者开出了他自己也认为是不必要的检查。下午的门诊快要结束时,这名患者举着X光片回到了王伟的诊室。结果当然不出王伟所料:检查完全正常。
王伟是北京市一家二级医院的内科医生,他所在的医院被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将医院整体药占比控制在56%以下,由于各个科室性质不同,医院下达的指标也有所差异。比如内科药占比不能高于60%,外科要控制在50%以内,口腔科不能高于30%等。
据了解,北京对一级医院药占比的要求是60%左右,三级医院则是40%。面对季节更替时出现的大量感冒患者,王伟明明深知验指血就能搞清楚一切,但不得不再开一些其他检查,来平衡药占比,否则就要扣奖金。“这些检查80%都是没有必要的。”王伟说。
减少门诊手术 降低药占比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戏码绝不仅在内科上演。周强(化名)目前正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眼科实习,他惊讶地发现,白内障手术这样完全能在门诊进行的小手术,患者全部被收治入院,如期做完各项入院检查之后才会进行手术。而带教老师给周强解释的是:这样做会增加住院医疗消费,科室的药占比就会下降。
让周强不能理解的是,偌大的一家三甲医院眼科,几乎停止了所有门诊手术,住院门槛竟然如此之低。虽然这样的制度安排大幅增加患者的就医负担,但是大多数病人并未对此提出过异议,而排队等待住院做手术的白内障患者更是将手术日期排到了一个月以后。
单控药占比 医院恐难为继
药占比=药品/(药品、耗材收入+医疗收入)*100%。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医改指导意见,今年的100个试点城市药占比必须下降到30%以下。严格实施药占比指标控制以后,不少医疗机构制定一系列措施来控制药品收入比例的增长,包括控制处方单价、药占比与医务人员收入挂钩等,从而使医疗机构向正常的合理用药方向迈进。然而,再好的事情也总能让人看到不好另一面,即为了控制药占比,个别医院出现了上述应对措施。
事实上,从收入结构来看,公立医院为控制药占比搞点小动作也实属无奈。目前,公立医院收入由政府投入、技术与劳务收入、药品收入三部分组成。在政府投入不足、大部分公立医院诊疗费用仍然延续上世纪标准时,药品收入无疑是医院收入的重要来源。上海康程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晓明认为,狠压药占比的初衷并没有错,但单纯控制药占比,却没有增加财政投入并对诊疗费用进行调整的话,很难让公立医院维持正常运营。
降低药占比 需各部门统筹联动
由政府主导的“三明模式”让三明市成为医改亮点。去年,三明地区医院药品和耗材收入占比从56.89%下降到37.22%。其中,药占比更是低到了27.75%。从“三保合一”、院长年薪制等方面可以看出,三明医改是并不仅是政府加大投入,而是破除公立医院旧的创收趋利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三明市出台一系列政策,如“零差率”、“限价采购”“重点监控”等挤掉药价“水分”,作为补偿之一,大幅提高了医疗服务价格,药占比连年走低也就成为顺其自然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在实施医改时也曾出现过公立医院为了达到药占比指标“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当地大医院随即调整了包括手术费在内的各类诊疗费用,以此鼓励大医院多收疑难危重病人、多开展高精尖技术,从而让降低药占比这件事做起来变得更有底气,不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可否认,在与其他行业一样进入“互联网+”时代之时,医疗行业同样也需要数字化和精细化管理的融合,“一刀切”式的下达指标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中国卫生控股执行董事、北京中卫康虹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景明建议,医疗控费仍然离不开老生常谈的分级诊疗制度,让私人订制化的家庭医生“黏住”患者,成为主动帮患者省钱的人。此外,降低药占比需要卫生、物价、发改委、社保等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要参与改革,也就是大家要一起当“运动员”,而不是某一个部门跳出去当“裁判”,对别人指手画脚,这意味着要在更大的体系下统筹制定改革的方向。